(五)法与社会发展 设置法与社会发展指数体系的目的在于将法治观念和社会发展相融合。
将新的诉求上升为法律规则的过程是各种利益和观念以及这种利益和观念背后所支撑的生活方式的相互博弈的过程。这种不同的认知和界定说明冷冻胚胎问题背后涉及伦理、宗教、哲学、经济和政策等各种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导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对待冷冻胚胎时采取了不同的路径，诸如美国的各个州在冷冻胚胎的性质上就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规定，从而在实践中有不同的处理措施。
新兴权利的具体形态是部门法学者主要关注的一个领域。这需要我们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看待权利问题。在新兴权利研究过程中，有些学者过分强调自己的开创性贡献，生硬地套用权利的概念，将一些与权利有关的现象简单地加上权利这一后缀，造出一类新的权利形态。[20]瞿灵敏：《商品化人格权的保护：损害赔偿与保护路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新兴权利的概念与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与新兴权利的判定标准密切相关，对于新兴权利的界定有不小的争议，很多学者将新兴权利的判定标准置于当前是否被实定法承认这种立法层面上，这和我们国家的司法现状有密切关系，在实定法和司法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坚持大陆法系的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同时也没有像普通法系国家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创造先例，因此获得立法的确认成为人们判定新兴权利的重要标准。
[24](2)新兴权利对传统权利理论的更新与发展研究。其次，寻找和确定作为上位价值的秩序观点，并自觉比照作为上位价值的秩序观点，判定新的权利诉求及其新的规则是否具有合法性。[28] 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00页。
提供了可供后人研究的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经验和教训。陈兴良：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个学术史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39]其中法律专业留学生多集中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112] 吕世伦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应该说，赴欧美留学的时段较日本为长，所学的专业也较留日学生广泛，留美学生散布在不同的行业，虽然出国前有学习专业的限制，但就学后改换专业之事也有发生。[59]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77]在北大改革后大学成为学术研究机关的形势下，欧美的法学教育体系取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欧美法学甚嚣尘上，替代了日本法学占据主要地位。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朝阳大学的法科讲义。[103] 参见杨心宇、李凯：略论苏联法对我国法学的影响，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15] 为了适应中国留学生的要求，也出于自己利益方面的考量，1904年5月7日法政大学仿照明治维新之初，开设速成科聘请欧美学者教授知识的先例，开设法政速成科，以一年为期，授以法律、政治、经济必要之学科，以华语通译教授，以便于中国留学生不习邦语，即可进讲专门之学，归而见诸施行，以扶成清国厘革之事业，[16]以期在短时间内培养法科人才。
[50] 孙国华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4]在这个中西交织的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中，新旧两套价值系统同时存在，每一个人既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世界里。[30]除了他，还有马建忠、陈季同等早期赴欧的留学生。3. 苏联法学占据一个时代及其余响 二十世纪上半期，苏联法学的知识和书籍也曾通过译介的方式传到中国，这项引进和传播与国民党、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有很大的关联，[92]但相对于日本法学和欧美法学来说，苏联法学处于边缘地位，大规模的继受苏联法学是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情。
[82]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到了欧美留学生回国后带回原汁原味而非转述的法学，留日学生的影响就显得捉襟见肘起来。
[84]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而另一领域中，虽然很早就制定了婚姻法，但是很长时间内没有继承法，当要开始起草继承法以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说了：继承法？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只有资产才要继承啊，没有资产继承什么？看我，制服是国家发的，住房是组织分的，就是钢笔是自己的。
[100] 到今天为止法学院法理学教材里面关于法的经典定义，就是吸取苏联维辛斯基关于法定义的内容并以其为基础表述的：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116] 关于日本的中法史研究，可参见陈新宇：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当代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3期。清末还有贵胄留学，选送满清时代的王公子弟，赴德国学习陆军赴英美学习政治法律。[26] 对于中国局势有重大影响的是清末民国的留日活动，其时留日学生群体杂乱，动机不一，大多数的留日学生多趋于政法一途，回国后，志在作一小官，或公务员，以资糊口。[74] 胡适：非留学篇，收入《胡适全集》第20卷，季维龙、柳芳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抗战发动后尤甚于抗战前。
[48]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专业课程、教学计划、教学体制的设置上，模仿照搬莫斯科大学。[50]在教学上，苏联专家编写讲义，给教员和研究生授课，但他们不懂中文，需要靠翻译的帮助。
[31]自强运动期间派留学生赴欧洲各国学习船政、制造、轮机驾驶、军事等科，此时尚在留学学习西方技艺的阶段，无留学学习法政者。二是苏联专家来华授课，培养学生。
事实上，各国留学生成团成派，留日、留欧、留美各成一团体，甚至留欧的里面又以国别再进行细分。[32]庚子拳乱联军侵华之后，清廷决定实行新政，这才有派遣学生学习法政之意。
[90]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90页。但是对于青年法学学者来说，特别是与第一代继受苏联法学的学者相隔一代的学者，他们对于苏联法学没有先见的束缚，是在一个多元化的法学学术环境里学习不同国别的法学，自然对于强调阶级性和工具性而丧失主体性的苏联法学没有什么牵恋。不得不说，因为时代的原因，他们这批知识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一种真诚的信仰，虽然时过境迁，他们反对教条化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继受的苏联法学虽然号称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歪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现代法学转型的历史背景 近代海禁大开之后，列强东来，传教通商，最后以鸦片为借口发动战争，开启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大门。
虽然在引进苏联专家来华教授的过程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但最终还是受益较大。[10]中国近一百年的现代学术史，与留学的作用密不可分，留学生散布世界各国，相继带回留学所在国家的理念，发挥他们媒介中西调和中外的冰人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37]这个废旧运动废除的不单单是六法全书体系，还包括六法全书体系之下形成的法科教育体制、六法全书体系下培养的法律人才。留日学生在政府中人数众多颇有地位，他们组织有堂皇的俱乐部，直至一九二〇年代，欧美留学生始就北京石达子庙址组织欧美同学会，方有固定会所。
[53] 除了训练自己的学生，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负着为全国高校法律院系培养师资的任务。他们所研究的，是他们所谓专业性的问题，在我们看起来，都是钻牛角尖的繁琐哲学。
兼之，若干研究英美法的杰材之得意于法学界，较之在其他任何方面为落后。所以起草了一段了也就停止了。这批留学欧美的法学学生，毕业后回国成为民国时期法界的中坚力量。[89]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89]法学著作质低量微，讲义几乎是千篇一律，法学书籍什九是刻板公式，[90]就研究人才来说，全国法律学院系本属屈指可数，事实上且无日不在师资缺乏中，国内法尤甚于国际法。[117]虽然近来法学发展已经有了自身的问题意识，但是借重西方法学的这幅图景，迄今未得根本改变，陈寅恪先生说中国的学问要在思想上自成系统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39] 参见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卷，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79]留英的严复也认为东洋留学生叫嚣躁进，[80]东学小生，用之尤不可不慎也。
中国人放眼看世界，不单单只注意西洋，也把东洋小国纳入了视野范围。留日学生成立译书汇编社等机构，翻译了大量的日本书籍，因为法科学生居多，所以所翻译的书籍里法律书籍是最多的之一，政治法律一项所占比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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